“各级政府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过紧日子。”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各级政府提出要继续严格执行“约法三章”的要求。这是经济形势使然,更是执政理念的转变。只有过好政府的“紧日子”,才能为百姓赢得更多的“好日子”。
中央强调“过紧日子”、压减行政成本,已经出现可喜成效:273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128个地市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甚至有23个地级市政府行政成本的绝对数额出现负增长。
那么,地方行政成本还有没有继续压缩的空间?行政成本是不是越低越好?如何衡量行政成本是否处于合理区间?记者在安徽、四川两省进行了深入调研。
良好的制度设计是少花钱办好事的前提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庄立权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基层调研中,一位农民指着自家承包的山头,感激地告诉他,山的东面资金是农业部门拨付的,西面是林业部门拨付的,北面是环保部门拨付的,南面是水利部门拨付的。
“这对一个农民家庭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座小山的开发,竟得到4个部门的资金拨付,资金使用太零散、太混乱,难免会有不必要的支出。”带着这样的思考,庄立权建言“整合资源办大事”,最终,由安徽省副省长牵头组建的农业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得以成立,这不仅使农业资金使用得到规范,同时把“更多的钱投入规模农业、龙头企业”。
记者在四川、安徽两省了解到,由于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品高档化、办公场所分散、规划布局不合理、政府运行方式比较传统、信息化应用程度较低,政府的行政成本仍然存在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实践证明,良好的制度设计、机制安排,能够为政府开支节省一大笔钱。
2月18日,安徽省办公厅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先行开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扩大实施范围,加快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进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的理性选择。”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朱长才说,随着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明显供给不足。如果走大包大揽的老路,政府既当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又当生产者,很容易因管办不分、缺乏竞争导致效率低下。“政府大胆放手,对一些公共服务采取购买的方式提供,有利于简化管理流程、降低行政成本。”
“控制行政成本,关键在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在监督。”四川省审计厅副厅长陶志伟说,要在继续加强财政内部监督和审计监督、人大监督的同时,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本着“能公开都公开、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明确行政成本的公开项目、公开形式、公开载体等,增强行政成本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庄立权建议:“要加快控制行政成本的立法进程,特别是加快预算法的修订,进一步明确预算单位的责任与义务,明确行政成本的内涵和外延,统一口径和指标评价体系,真正构建起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的法律框架。”
据介绍,目前,安徽省先行先试,已经制定了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审计监督条例、财政监督条例和内审条例,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和税收征收监督条例也已经纳入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计划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专家研究发现,行政成本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关系的规律性并不明显,行政成本增长过快的地市级政府,在发达省份和较为落后的省份都有分布。因此,严格控制行政成本是全国各地共同面临的任务,“经济发展落后”不能成为一些不发达地区逃避责任、铺张浪费的借口。
从对四川、安徽两省的调研看,当前控制行政成本的关键在于做好“四个结合”:一是结合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进一步大兴节俭之风,严惩奢靡之风;二是结合政府职能转变,规范“权力清单”,进而还权于市场、社会,并且鼓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是结合政府机构改革,推进部门的职能整合、机构整合和人员整合,尤其是卡住编制关口,防止出现随意提升机构级别、扩大机构编制的现象;四是结合政府效能建设,把效能建设内化到行政决策、行政审批、行政执行和行政服务的各个方面,切实控制行政支出。
行政管理要把握好成本和效能的辩证关系
“要想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政府开门办公,该有的行政经费还是要保障。” 庄立权说,“以往,省直部门的人均办公经费每年约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8000元,剩余部分需要通过专项资金的申报领取。”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谁能报销谁就有钱”的局面。这不仅使得一些部门确实“开门干不了活”,还滋生了一些部门的“小专项”。
“差旅费也是个问题。比如,根据现行标准,出差只能报销200元/天的住宿费,但是在很多地方,200元已经很难住上稍微像样一点的宾馆了。”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司盛宽说。于是,要么把住宿费用部分转嫁到下级单位,要么把差价部分在其他项目支出中报销。
在成都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箭看来,“针对通胀预期和物价上涨,要在政策范围内切实保障行政运行的支出,可以从制度上规避单位挤占、挪用专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