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说,分工是财富形成的原因。你生产这个产品,我生产那个产品,彼此通过中介物相互交换,就形成了财富。”在谈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时,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首先给《民生周刊》记者上了一堂经济知识普及课。
作为区域经济专家,肖金成指出,城市和区域的关系是城市带动区域,区域支撑城市。如果城市离开了区域,就变成了一座孤城,很难生存下来;一个区域如果没有城市来带动,没有城乡分工,大家都从事农业,自给自足,那就只能维持贫困落后状态。
然而长期以来,京、津的辐射带动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相反,在其周边却出现了“不可理解”的贫困带。与此同时,在过去20年间,京、津人口每年以六七十万的速度增长,而河北的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与北京、天津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对于这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编制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似乎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规划难产
“1998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叫《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出东部沿海地区应建立三个经济合作区,即长三角经济合作区、珠三角经济合作区、京津冀经济合作区。”现年73岁的区域经济学家徐逢贤说。
然而,京津冀经济合作区的设想直到2004年才提到国家层面。该年4月份,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在河北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合作会议,三省市发改委的领导及河北省各地级市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后发表了《廊坊共识》,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京津冀经济合作拉开了序幕。
2006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的编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规划的动员大会是在唐山召开的。”肖金成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之所以选在唐山,是因为在历史上唐山的发展水平比较高,与京津差距并不是太明显,有一定的地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唐山和京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了,与两市规模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
那次动员大会提出,用一年时间完成规划编制。“当时规划范围是‘2+8’。‘2’指北京、天津,‘8’指河北省除南部的邯郸、邢台、衡水外其他8个地级市。”肖金成说。
谈到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的背景,肖金成透露,国家“十一五”期间要编制区域规划,准备搞四个试点: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规划、成渝经济区规划、东北经济区规划。第一种类型是都市圈,就是以北京、天津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第二种类型是城市群,最初的范围仅包括长三角16个城市;第三种类型是经济区,包括成渝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
四个规划试点几乎同时启动,其中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在2010年获得国务院批准。与当初设想相比,最终方案有很大变化,范围不再是16个城市,而扩大为两省一市(江浙沪),浙南、苏北被纳入规划。
这时,河北提出意见,既然长三角城市群规划范围扩大了,那么京津冀都市圈的范围是不是也应该扩大?是不是应该把河北的南三市也包括进来?对于河北省的诉求,高层领导表示同意。
“这种利益诉求是无可厚非的。”肖金成说,河北省一直比较低调,政治意识比较强,缺乏主体意识,很长时间一直坚持两环战略(环京津、环渤海),而在如何借助京津发展方面考虑得比较少,行动比较迟缓,这是导致河北省比较落后的原因之一。
“而将三市纳入进来后,规划就得做出大的调整,因为规划编制不是说把这三个市的名字加进来就行了,在空间、产业结构上都需要通盘考量。所以,规划就一拖再拖,文本也是不断修改,我印象里看过的文本是第十七稿。”肖金成说。
徐逢贤分析认为,规划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不太积极,总是认为北京作为首都,政策相对很多,而作为都市圈,资源就会分散开来。“说白了,还是受行政区域惯性思维束缚太多。”